首批特赦犯出狱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特赦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将特赦四类罪犯。9月8日，河南3名首批特赦犯出狱，这是首次公开报道河南首批被特赦的罪犯走出监狱。据了解，其中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85岁老人被特赦出狱。另外，今日一早，广东一名罪犯也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特赦，成为时隔40年后我国再次启动特赦制度以来广东首名被特赦者，同样参加过抗战。

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大河报记者全程跟访了解到，河南首批被特赦的3人分别羁押于河南省第二监狱、新乡监狱、许昌监狱。

9月8日早上7点30分，大河报记者赶到豫北某监狱，10点30分，河南省法院系统、监管系统和检察系统的相关人员来到监狱，向被特赦人范明理（化名）宣读了法院的特赦相关法律文书，记者在现场看到，85岁的范明理面色红润，微笑着走出监舍大楼，难以掩饰自己被特赦的喜悦之情。范明理，今年85岁，2003年6月至11月期间，范与孙某等人，伪造公文等证件、假冒军人身份，伪造中央军委特批名额，承诺将高校落榜生送到军事院校学习，将来转为正式干部，骗取140余名家长每人8至10万元不等，共计1900余万元。

2003年，140余名家长发现受骗后报警，警方将时72岁的范抓获归案。

2006年7月，北京市二中院以范等6人犯诈骗罪，伪造武装部队公文罪，判处范无期徒刑，其他嫌犯被判14年到3年的有期徒刑。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范早年曾参加过抗日战争，本人多次立功受奖。曾因玩弄女性、陷害他人、冒充中央领导，被劳动教养和判刑。

记者还了解到，在9月8日上午同一时间，河南省另外两名特赦犯分别从许昌监狱、新乡监狱得以释放。

另据羊城晚报报道，今天上午，罪犯张佰森在广东番禺监狱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特赦。张佰森成为时隔40年后我国再次启动特赦制度以来广东首名被特赦者。

今天一早，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的法官驱车赶赴广东番禺监狱。10时，法官宣读了特赦张佰森的裁定。

张佰森1931年7月出生于吉林省乾安县，1947年参军入伍，之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来渡江南下广州。在战争的洗礼中，张佰森先后立下大功、小功各两次。1953年转入地方工作后，张佰森历任东莞县土改队组长、佛山地区物资局局长等职，1992年12月，他从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行长任上离休，五年后，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

2001年9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张佰森利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行长的职务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人民币180万元。张佰森被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财产。随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了张佰森的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张佰森被交付广东广州监狱服刑。2010年5月，法院第四次裁定对他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刑期将执行到2018年3月20日止。不久后，因身患多种病症，张佰森获准保外就医。2014年初，中央出台新规进一步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后，张佰森于当年被收监执行余刑，在广东番禺监狱服刑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七次实施特赦。今年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今天正在午睡，快递小哥叫我收快递，终于收到了铁血网送来的龙牙B1级龙行者银离子功能内裤2条。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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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早上7点30分，记者赶到豫北某监狱，10点30分，河南省法院系统、监管系统和检察系统的相关人员来到监狱，向被特赦人范明理(化名)宣读了法院的特赦相关法律文书，记者在现场看到，85岁的范明理面色红润，微笑着走出监舍大楼，难以掩饰自己被特赦的喜悦之情。

范明理，今年85岁，2003年6月至11月期间，范与孙某等人，伪造公文等证件、假冒军人身份，伪造中央军委特批名额，承诺将高校落榜生送到军事院校学习，将来转为正式干部，骗取140余名家长每人8至10万元不等，共计1900余万元。

2003年，140余名家长发现受骗后报警，警方将72岁的范某抓获归案。

2006年7月，北京市二中院以范某等6人犯诈骗罪，伪造武装部队公文罪，判处范某无期徒刑，其他嫌犯被判14年到3年的有期徒刑。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范某早年曾参加过抗日战争，本人多次立功受奖。曾因玩弄女性、陷害他人、冒充中央领导，被劳动教养和判刑。

记者还了解到，在9月8日上午同一时间，河南省另外两名特赦犯分别从许昌监狱、新乡监狱得以释放。

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今天，根据国家主席特赦令，河南首批被特赦的3名罪犯走出监狱。其中，85岁的范明理2003年伪造公文、假冒军人身份，承诺将高校落榜生送到军事院校学习，骗取1900余万元。范早年参加抗战，多次立功受奖。曾因玩弄女性、陷害他人、冒充中央领导，被劳教和判刑。一、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华国锋决定倒光所有的口袋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他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①

华国锋说：毛泽东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毛泽东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凡是毛泽东问的人，华国锋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况后如实汇报。

建国后从1959年到1966年春共特赦了6批战犯，释放后，头面人物在政协当文史专员，大部分当工人、农民，在街道干杂活，由当地派出所管理，回农村的生活费每月最多15元，因为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低，烈士、工伤的遗属在农村抚恤金也就8元。当然比他们在监狱的生活差。“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停止特赦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革”中，否定了17年公安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战犯改造工作概不能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挨斗百次以上，原来的经验被批为“投降路线”，“施仁政”。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1969年管理所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办学习班。新来的管理人员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管理水平大为下降。

最使战犯头疼的是每天接待外调。外调人员硬要战犯按照他们的口径写材料，否则“车轮战”、“疲劳战”，受到训斥，甚至打骂、侮辱。即使这样，因为“文革”规定不准冲击监狱，监狱生活反而比社会上安全。特赦人员陈长捷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沈醉等主动要求回到监狱。虽然物质待遇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毕竟生活安定，衣食无虞，在押者安心改造，不少人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随着战犯年龄增大，生病者增加。各管理所对有重病者没有急救治疗方法，对其他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有的医生也不敢也不愿给他们看病。

毛泽东提出特赦战犯，周总理也很重视这个工作，在病中找华国锋谈话，了解情况。华国锋责成公安部收集在押人员的当前思想动态，编成简报上报。建国25年，这些战犯关了25年，大都六七十岁，年老体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12月12日，周总理在简报上批示，要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战犯。他同时通知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配合公安部工作。统战部派童小鹏参加，调查部是部长罗青长参加。

公安部预审组的同志会同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的战犯管理部门日以继夜的工作，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时间、改造中的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12月23日，周总理在临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来的战犯名录后，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在人大讨论后送党中央、毛主席审批。

四届人代会的召开为释放战犯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这是华国锋任公安部部长做的第一件事。一天晚上，华国锋到公安部各单位办公室和大家见面。李震自杀后，清查中将提意见的同志压下去，部里各个单位领导，多是由军队干部或造反派担任，老公安结合得比较少，结合了也只担任副职，所以这些同志都坐在后面、边上，华国锋主动过去和他们握手，谈话。

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判刑时间、政治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打印若干份，与会者人手一份，以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开会研究，他要亲自主持会议。一直到四届人大结束才有时间办这件事。

华国锋担任副总理后，主管的工作多了，接见外宾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仅1975年一年华国锋接见外宾就有100次左右。他还要参加政治局会议。每天上午9时或10时起床后，在家看文件、处理国内事务，下午到人大会堂或紫光阁会见外宾，晚上出席政治局会议，研究战犯的工作只能放在晚上10时之后。如果这天下午活动结束早，晚上没有会议，他就来得早，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在中南海的小食堂吃晚饭。四菜一汤，6个人一桌。他和同志们共坐一桌，边吃，边议论。干部不论高低，吃得都是一样，可是交的钱却不一样。当时13级干部以上为高级干部，交得多；13级以下交得少。那时全国工资分成11类地区，湖南的工资级别比较低，华国锋10级199元，北京10级干部是209.9元。

会议在中南海第四会议室召开，除公安部负责干部施义之等人外，还有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总政负责同志参加。预审局作具体工作的同志坐在后排。

研究战犯名单，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一问三不知，姚伦从1946年就做审讯工作，对战犯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华国锋将姚伦从后排请到他的旁边坐下。华国锋看着战犯的名单，一个一个地过，议论每个人的各种情况，发现名录所写的情况有错误，当场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