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国以后，在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里有两位红四军代表人物:军界里的徐向前与政界里的李先念。“先念生前也说过很多次，'为什么我一直没倒，就是因为毛主席把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在李先念身边工作的朱玉向记者回忆。
徐向前与李先念，其实也是从西路军惨烈斗争中走过来的两位幸运者，“说他们是生死之交，一点也不夸张”，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将，曾在徐向前元帅身边工作过去13年。谈起两位老革命家的友情，他感慨万分。“先念同志一辈子视徐帅为老师和老领导，对他特别尊重”，李而炳说。几十年，都是李先念过来看徐帅，徐帅年纪大了之后，说话声音有些低，加之山西口音很重，有时李先念听不清楚，指着李而炳:“给我翻译翻译！”
“我接触的徐帅，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心胸宽广，淡泊名利，当了元帅，他觉得是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受之有魂。而这么多年，我也很深刻地体会到一点:红四方面军以及西路军的历史，一直是徐帅心中的一个结。”
李而炳告诉我，陈锡联、秦基伟、洪学智、陈再道等，很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会常来看望徐帅，彼此间从来不谈西路军的事。“徐帅为了顾全大局，很多年都闭口不谈这些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将士可能对他多少有些怨气，觉得他不出面替他们说话。但是，没有办法，时机也不成熟。”李而炳告诉我。
1979年，中央军委决定为每个元帅写一部传记。此事报告给徐帅时，他表示反对，他说，还是留给后人作结论吧。“因为我年纪比较小，说话不拘束，我急了:'你老说让后人作结论，你作为当事人都不把话留下，怎么让后人研究？你也许不能指望别人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可以把事实陈述出来！'”徐帅听后，沉默不语。李而炳知道自己的一番话打动了老帅。
随后，朱玉、李而炳人等参与的传纪工作组为徐向前的传记定下了主调:只陈述历史，不作评价，无论是对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还是西路军问题。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由此也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特别珍贵的材料。
李而炳回忆，在讲述西路军历程时，徐帅一如继往地平静，关键环节讲得很清楚。不过，“有时他也会有愧疚之情，他经常说，我当时不走（注:指与陈昌浩返回延安汇报情况），跟大家死活在一起就好了。”
1937年，在得知西路军完全失败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3月27日起集中五天批判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后，中共党史一直沿用张国焘有“密电”给陈昌浩徐向前，要“武力解决之”。
1982年徐向前郑重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说:“1935年9月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任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执行过张国焘的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西路军甚至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后来长期笼罩在“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即便是徐向前本人，在西路军之后也经历了一段很微妙的“考察期”。抗战初期，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在129师当了一段副师长后，又被派到冀南搞平原游击战争；一年后，又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相继在两地打开了抗日局面。“直到这时候，中央北方局才有一个电报，说'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
回到延安后，李先念连降六级，由军政委成了营教导员，最终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干涉而幸免。
西路军里还有很多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王首道的夫人王泉媛，在新婚第二天，便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王泉媛担任西路军妇女团团长，在惨烈的斗争中，妇女先锋团人倒旗散，大部成了马家军的俘虏。王泉媛被马步芳手下的一个团长马进昌挑到家中当了名义上的小老婆，两年后寻机逃离，找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她得到的是一个冰冷的答复:离开队伍一年的收，两年的审查，三年的不收。此时的她，脱离队伍已经过了三年。王泉媛在“自家门口”大哭一场后，八办给她5块钱路费，让她回老家。
王泉媛带着破碎的心，一路逃荒要饭，回到阔别多年的江西老家，但因为在外边“当土匪”的传闻，家里不能容身，她再度离开家门。文革中，王泉媛也吃尽了苦头。1995年，恢复老红军身份的王泉媛在北京，与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此时的王首道已经重病在身，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老泪纵横，手颤抖地握在一起。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啊……王泉媛放声大哭。
当年，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在“新兵营”学习期间，曾被问及“愿意去延安还是去苏联”，李先念选择了前者；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几乎是一次“生死抉择”。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这个问题前选择了后者，不久，留在迪化（乌鲁木齐）的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令人感慨的是，11年后，李特的老母亲在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其老家安徽霍邱准备渡江时，端条板凳，步行4公里，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而归……西路军里有很多命运难料的故事。担任30军267团营长的宋承志当时受了伤，绝望地躲在一山洞里。李先念的左支队发现了他，带上去了星星峡。后来，宋承志成了新中国中央军委的炮兵司令。
西路军的另外一位关键人物是陈昌浩。陈昌浩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当年特别勇敢，俘获了一架飞机后，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他拿着枪和手榴弹登上飞机，逼迫国民党飞行员到黄安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李而炳告诉我。
陈昌浩和徐向前东返回延安的路上，陈昌浩因患重病滞留在老乡家避难，徐向前只身一人继续东返。陈昌浩病愈之后一路辗转流浪，回到湖北。1937年8月，陈昌浩终于回到延安，他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审查。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9年9月，陈昌浩跟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去了苏联。这期间，他曾当作采石工、消防队员，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苏联期间，陈昌浩曾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但始终未得到回复。直到1952年，离开13年之久的陈昌浩才被允许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
出于战友情谊，上世纪50年代，徐向前曾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当年，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路上，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又产后失血而昏迷，孩子被丢在沙漠里。张琴秋从此不能生育。
陈昌浩后来长期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
1967年7月30日，看到彭德怀被从西南三线揪回北京游街示众的陈昌浩，陷入对自身命运的巨大恐惧中。当晚，61岁的陈昌浩吞下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李而炳告诉我，格兰娜后来申请回苏联，申请转到徐帅办公室，他们又转给中组部，在宋任穷的安排下，格兰娜回了苏联。但心灰意冷的格兰娜最终移居澳大利亚。
1980年，陈昌浩被平反。平反大会的悼词送到徐向前办公室审阅，李而炳回忆，悼词里还讲到陈昌浩的错误。他向徐向前建议:谁都有错误，但还是不宜在悼词上讲错误。徐帅认为言之有理，采纳了意见。陈昌浩的追悼会由徐向前主持，李先念致悼词。在这份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上，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这也是给陈昌浩一个公正的结论了”。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段惨烈悲壮的红军西路军历史。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回顾这段历程，个中的曲折和种种鲜为人知的内幕，令人深思和感叹：认识和接受历史真相有时真的很不容易啊！
《毛泽东选集》对西路军问题的"定论"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２．１８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２．５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１９３７年３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１９５１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定论"，所以，此后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毛泽东电文的发现揭开了西路军问题的盖子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１９８１年３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当时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有关业务部门，希望在其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该部门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样，在李先念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中央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按照邓小平的批示，李先念开始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在此过程中，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对西路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２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３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７７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１９８３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１９３５年９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１９８３年１月５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同年３月８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２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３０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据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史学界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
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所广泛知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８０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１９５１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８０年代中期，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用三年时间写成了《历史的回顾》一书。作为对西路军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徐帅在书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全面具体地阐述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有的研究者根据《历史的回顾》一书所披露的西路军的史实，并根据其他研究者发掘的档案资料，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口号"；"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结论；并进一步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四点历史教训：一是"任务多变"，二是"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是"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是"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不过，整个８０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例如，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产物，这已是历史的定论"。还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敢于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提出挑战。例如，１９８７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铁健就撰写了一篇揭示西路军历史真相的文章--《论西路军》，此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为此，"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由此可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路军问题在史学界还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每次开会时主持人都要一再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私下里研究者的兴趣和议论却越来越多。
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定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华文摘》１９９１年第一期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进行了断章取义的分析，得出了"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张国焘要对西路军失败负责"；"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前，由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等结论。
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１９９１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尚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８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１９８２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１９８３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来自李先念的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的叙述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２４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路军，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主力0.6万人，刀棍队七千左右，非战斗人员0.9万，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由于兵力悬殊，最后粮绝弹尽，惨遭失败，穿着单衣草鞋的西路军健儿视死如归，无后勤补助，无任何救援，与二十余万敌军飞机、重炮、骑兵组成的强悍火力敌军，顽强战斗半年，完成上级给予的所有任务后，战死7000人，宁死不屈，歼灭敌人3.5万人，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事件参与者陈云等，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和平反，并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西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陕甘宁同河西走廊链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策应河东主力安全，但因西路军孤军作战，没有后援，为了挽救河东的利益，最终牺牲了自我，西路军走出了113位开国将军。西路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主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3个军的兵力渡黄河攻占宁夏，但由于敌情变化，军委命令屡有变更，致使四方面军主力未能全部渡过黄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生，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叁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西路军原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单独西进，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损失惨重，伤亡2000余人，参谋长陈伯稚、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牺牲。军长孙玉清被撤职，由一方面军将领李聚奎接任。但却在此时，中央军委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中央原计划以此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军，以便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但此意图中央却不明告西路军，只是命其不进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于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险境地。而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由于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忠实执行过“左”倾错误，并形成与张国焘的特殊关系，他惧怕不能紧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评，于是对中央的各种命令一味强调服从。由此，西路军就在该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惨烈战斗，部队严重损耗，由210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渐渐陷入绝境。最终经过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在没有救兵、没有供给，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导致西路军全军覆亡。西路军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一万二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仅余四百余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
1939年期间，陈潭秋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曾领导“新兵营”的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时，还专程赴“新兵营”视察并作出了指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李先念曾领导“新兵营”指战员学习文化、军事技术。为了巩固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发展新疆经济，还从“新兵营”抽调出许多骨干力量支援新疆经济建设。西路军总支队的指战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军队的火种，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燎原之火。
1942年7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统一战线，大肆逮捕、关押、残害中共人员。至1946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身陷囹圄的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才集体返回延安。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发贺电。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10月21日敌胡宗南部第一军、王均部第三军、关麟征二十五师、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从东、南、西三面向会宁地区大举进攻。
10月23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关于宁夏战役的具体部署。
10月24日毛泽东电彭德怀并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同意彭德怀同志宁夏战役计划”。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电令彭德怀：“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同日夜半，三十军二六三团在靖远虎豹口强渡成功，一举突破马步青部河防阵地，大部队迅速跟进，控制了渡口。
10月25日九军继三十军渡河。同日马步芳奉蒋介石之令，指示青海省国民兵团(以下简称民团)待命出发，增援骑五师。
10月27日三十军八十九师在靖远县吴家川、景泰县尾泉等地，击溃敌骑五师马禄旅和祁明山步兵旅各一部，占领兴泉堡、一条山一带。
10月28日拂晓，三十军、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完毕。
10月30日五军渡河。至此，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少年先锋团、骑兵师共21800余人全部渡河。同日四方面军总部移驻景泰赵家水。九军尾随向赵家水、兴泉堡附近集结。敌关麟征部突进靖远，控制黄河东岸，隔断了河东红军增援宁夏的道路及与河西部队的联系。河东岸的红四军、三十一军向打拉池地区集结，诱敌深入，待机歼敌。
10月31日三十军迅速扩大战果，击破敌骑五师围困的各据点，使敌防守的黄河防线全线崩溃。
11月1日驻防五佛寺的三十军八十八师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成立“五佛寺抗日促进会”，动员群众大力支援红军。同日九军进占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溃退敌马禄旅600余人骑围困于锁罕堡围寨，与之展开统战外交。同日马步青一面急电马步芳，请求速派援兵；一面急电骑五师参谋长、河防前线指挥官马廷祥，派人向红军虚与讲和，为援兵争取时间。
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中央军委报告：“一条山地区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条山地区河谷间还不能放重兵。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同日马步芳接到请求增派援兵的急电，立即任命马元海为河西总指挥，率部赶往一条山。同日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辖属骑兵第五师及新二军，负责河西军务。
11月3日马元海向一条山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四方面军总部部署力量与敌激战3昼夜，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红军亦伤亡900余人。
11月4日敌三个团及青海民团进犯打拉牌九军阵地，被击溃。
11月5日敌集两个旅的兵力增援，又被击溃。红军边打边追，乘胜占领镇虏堡。同日朱德、张国焘电示徐向前、陈昌浩，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
11月6日四方面军总部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拟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部队，攻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发展创造甘北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军事援助。随之在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的三十军于当日夜撤到黄草渠、锁罕堡击敌。
11月7日夜，五军从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抵打拉牌。
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向凉州前进，集中兵力打敌，各个击破之。同日因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其中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
11月9日红军各部队依预定计划部署，突击敌军重围的一条山地区，且战且行，向平大古凉地区行进。11月10日九军先头部队进入古浪境内，占领干柴洼。马元海尾追而至，向九军发起进攻。次日又激战一天。当夜，九军主力撤离干柴洼向横梁山转进。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11人组成。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同日毛泽东等致电西路军，征求单独执行西进任务的意见。西路军复电，依据现时敌我力量，估计可以完成任务。
11月12日九军主力在横梁山与尾追之敌激战一昼夜，双方均有伤亡。
11月13日九军一部沿黄羊川北上，击退守敌，占领古浪县城外边的墙、山等制高点。同日中午，被三十军先头部队包围在土门堡的敌骑五师工兵一营投降。营长马有明等以下官兵160人自愿参加红军。
11月14日九军八十一团向古浪城发起进攻。敌溃逃，红军遂占城。
1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西路军向凉州前进。九军当日全军进抵古浪县城。
11月16日拂晓，马元海集重兵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古浪城反扑。九军连日苦战，毙伤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亦巨，元气大伤。
11月17日三十军一部移占武威西四十里铺一线，五军跟进。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党中央、红军总部，请求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在现地区创建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去打通远方。
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并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以利保持东面地区回旋余地。同日夜，九军在三十军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凉州大河驿的总部靠拢。同时，三十军八十九师两个团抵近凉州城下，两个团及总直骑兵师占领永昌县城。11月19日西路军总部移至武威西四十里铺。三十军一部防守永昌，一部直趋山丹。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扩红、筹资，准备灭敌。并指示与于学忠、“二马”在共同抗日的条件下谈判外交。
11月20日九军一部进入永昌境内。
11月21日西路军总指挥部及五军两个团移驻永昌县城。三十军一部进占山丹城。同日西路军先遣工作团与马步青代表谈判，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三十军后续部队撤除对武威城的监视包围，西移至四十里铺、丰乐堡一线。同时，马步青集结部队，部署围攻红西路军。
11月22日马元海集重兵进攻西四十里铺一线，红军坚守阵地，激战3日，给敌以重大杀伤。
11月2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五军接防山丹城；永昌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报告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作战不利，处境困难。同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正讨论帮助，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
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再次汇报西路军作战情况，认为“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11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电告中央军委：“现正寻机用伏击战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留山丹阻敌”。同日西路军前进剧团在慰问九军途中，与敌遭遇，损失惨重。是月下旬五军在山丹县城内组建起5个基层苏维埃政府。
12月1日三十军军部进入永昌县城，后移城西水磨关、南泉田家庄、陈家南庄一带。
12月2日陈昌浩、李卓然致电军委总政治部并朱德、张国焘，报告西路军情况。电称西路军减员“总数为4303人，内伤亡营连干部129人，伤亡团以上干部15人，党、团员伤亡约占57%以上，干部伤亡占50%以上”。同日苏维埃山丹县政府成立。
12月3日马元海集结主力进攻永昌城东十里铺，迫使红军放弃据点。马彪集结重兵配以飞机、大炮，进攻山丹城。五军据城固守。
12月4日三十军一个营夜袭水磨关红庙墩，击溃敌骑兵团。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命令各军，大力扩充骑兵。
12月5日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成立。
12月6日马元海携部进攻永昌城东关等三十军防地，经激战，东关、东水泉失守。
12月7日马元海调集重兵，配以飞机、大炮，向永昌城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九军防地进攻。红军奋力拼搏，将敌挫败。
12月9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调王树声为九军军长、陈海松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徐太先为政治部主任，并致电中央。同日蒋介石致电马步芳：“过河共军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率所部务于两星期内扑灭……再民勤极关重要，仰转……倘遇匪警，务必死守待援。”
12月13日西路军总部电台收到中央社关于“西安事变”的电讯后，组织向“二马”官兵展开信函外交和阵地宣传。
12月14日马元海再次向永昌发动进攻。
12月15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
12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以不向永昌以东进攻。”随后，西路军总部向马军传送信函、联络交涉，谋求谈判，未果。同日“二马”联电“讨伐”张、杨，拥蒋反共，并令马元海攻永昌城。
12月20日马元海集炮兵、步兵、骑兵，进攻永昌东十里铺、水磨关、北海子等地。红军存放的粮食被劫。12月21日马元海部强攻永昌城不下，遂改攻为困，调集围山丹的马彪部东返增援，进攻永昌城。
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东返，策应、配合河东红军和友军行动。同日增援永昌之敌被九军一部阻击。
12月26日西路军总部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傍晚，又令各部撤回原地。
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当晚，五军撤离山丹，向西开进。总部及直属队在九军掩护下，突出永昌城，转移到水磨关至新城堡一线。
12月28日西路军各部全线撤离永昌县境，沿祁连山北麓，取道大马营滩，昼夜疾驰西进。同日红军离开永昌、山丹后，敌兵入城搜捕、残害苏维埃政府成员、义勇军战士和红军伤病员。是月底西路军经民乐洪水，越甘州，涉黑河西进。敌人一路尾追堵截，红军且战且行。
1937年1月1日五军及总直供给部和妇女抗日先锋团各一部进占临泽城(抚彝，今蓼泉)。是日下午，军政委黄超率两个团留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军部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4个连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三营一部进军高台，于当晚攻占高台城，并将县民团一部收编组成“抗日义勇军”。同日西路军一部在临泽城举行军民大会，宣传发动群众，号召支援红军。
1月2日五军在高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号召社会各界群众支援红军西进。同时，开仓放粮，救济贫困群众。同日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成立。随后沙河、平川、倪家营等地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同日徐向前、陈昌浩向军委致电，报告西路军行进情况及敌情，并建议：西路军“如敌无大的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1月3日西路军总部随三十军进驻临泽县倪家营，总部设在缪家屯庄。九军一部掩护总直、总后勤部兵工厂等及妇女抗日先锋团分兵进驻沙河堡(今县城)和县城(今蓼泉)。
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报告情况并建议军委设法从兵源、物资方面援助，同时表示“西路军报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
1月5日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抗日义勇军甘肃省第五路军。同日军委主席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月9日敌马元海集骑、步、炮兵及民团2万余人将西路军分割包围，并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城。
1月12日敌人集中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4个骑兵旅和炮兵、特务、手枪3个团，以及部分民团2万余人围攻高台城。
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1月17日西路军总部再次致函马元海，寻求停战，未果。
1月19日凌晨5时，西路军总部获高台城五军危急的情况，旋即派骑兵师由沙河堡前往增援，途中遭敌截击失败。驻守临泽城的五军部队两次派兵增援，均被敌拦截，增援未成。
1月20日五军将士坚守高台城，经9天8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以下官兵2000多人，除少数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苏维埃高台县政府遂停止活动。
1月21日西路军总部电告军委主席团：“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合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10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1月22日驻守临泽城的西路军被敌包围，激战3昼夜后，在九军接应下突围与主力会合。
1月23日西路军取道张掖南山东返。九军一部进至张掖龙首堡，总部跟进同驻。三十军及九军一部移至甘州西南50里的西洞堡。同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重新调配五军领导干部。同日敌人发现西路军有东返迹象后，旋即调动兵马东撤堵防，并加强对驻地的防守，同时部署袭击红军。
1月24日夜，西路军总部亦来到龙首堡，进驻张福寿屯庄，并派出小部骑兵沿祁连山向东南方向侦察。
1月25日军委主席团向西路军通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进展情况，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同日夜，陈昌浩、徐向前率总直及九军一个团2000多兵力，向祁连山边的大孤山行进，后半夜进入祁连山边沿的张家沟。
1月26日晨，陈昌浩、徐向前率部来到肃南境内的马蹄乡芭蕉湾村，会见转轮寺智华活佛，并向其介绍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策。红军露宿一夜于第二日晨返回西洞堡。1月27日三十军在西洞堡、龙首堡击敌青海宪兵团、一○○师手枪团，大获全胜。毙敌8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以及战马、子弹等。同日夜，西路军面对四面围敌的严峻形势，在龙首堡张福寿屯庄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重返倪家营，寻机歼敌，创造条件东进。同时，决定重建骑兵师。并决定从九军二十七团和三十军二六五团抽调300多名骑兵，向东迂回，掩护大部队西进。
1月28日晨，当300多名骑兵行至西洞堡东30多里地的白城子时，与敌遭遇，除10多人幸免外，其余全部牺牲。同日西路军重返临泽倪家营，布防于四周43个屯庄。
1月30日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政委周纯麟率九连130多名战士进驻倪家营汪家墩碉堡，阻击敌人进攻。经过一天一夜殊死拼杀，换防时仅剩9人。
2月1日西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后一次致函马元海，“派代表商洽一切”，但马始终未接受建议。
同日马敌向倪家营西路军防地不断发起进攻。红军将士浴血奋战10多日，歼敌近万人，自身伤亡亦重。
2月5日三十军二六五团夜袭威狄堡白家庄子敌人弹药库，炸毁全部弹药。
2月15日敌人向倪家营地区展开全面进攻，战斗更趋激烈。
2月21日夜，西路军再次突围，撤离倪家营，西进至威狄堡。因地形不利防守，又星夜退回倪家营，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处境愈加险恶。
2月24日夜，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请求增援。否则，只有抱全部牺牲之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
2月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西路军“固守50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同日根据中央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在甘州一带建立党的地方组织，选调11名干部战士组建“中共甘州中心县委”及隶属于中心县委领导的“中共山(丹)永(昌)县委”和“中共高(台)抚(彝)县委”，开展地方工作，配合西路军的军事行动。
2月27日西路军突出重围，向西转移到三道柳沟一带，复受敌军分割包围，无日不战。同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
是月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等人在张掖南山灰条沟一带开展工作，发展党员。
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向中央军委并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刘伯承、萧克、郭述申、王宏坤、陈再道、罗炳辉致电“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
3月5日援西军由陕西淳化、三原出动，并致电中央军委及西路军徐向前、陈昌浩。3月7日敌人向三道柳沟西路军阵地发起猛攻。连日激战中西路军歼敌千余，自身伤亡700余人，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
3月11日夜，西路军从三道柳沟突围。凌晨撤至梨园口，准备退入祁连山，敌骑兵紧追不舍。
3月12日西路军九军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为掩护总部和三十军进山，在梨园口南侧的山头进行阻击。血战中，九军损失两个团，军政委陈海松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及妇女抗日先锋团40余名战士英勇牺牲。总部指挥余部向祁连山康隆寺撤退。
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告中央及军委：西路军“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90里祁连山腹地，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西路军现不足3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5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
3月14日西路军余部退至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山附近，与尾追之敌连续激战。西路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等10多名团以上干部牺牲。
同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将现有人员编为3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二、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8人组成。
是夜按照石窝会议决定，李卓然、李先念以三十军为主组建支队，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随此支队行动；王树声以九军为主组建支队；张荣以总部及后勤人员、伤病员为主组建支队。随后，各支队分头出发，开展活动。
3月1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就余部分为3个支队分散活动情况致电中央及军委。是月中旬援西军在甘肃镇原地区营救、收容西路军东返人员。
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
3月中旬末孙玉清在酒泉南山不幸被敌所俘，他坚贞不屈。
3月23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行至青海巡堡以北地区时，与中央取得了联系。
3月27日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交涉，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是月石窝分兵后，张荣、王树声所率的两个支队及毕占云率领的干部支队和其它临时组成的支队，在祁连山分散活动中，先后被敌打散，一些领导干部壮烈牺牲，其余人员大部被俘。少数逃离虎口后有的流落各地，有的艰辛东返回到陕北或原籍。
2-3月间马步芳、韩起功勾结甘州地方民团，将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老弱病伤残或反抗者2000余人，先后惨杀活埋。同一时期，马步芳将河西解往西宁的红军被俘人员6000人中，除编入“补充团”者外，有2000余人被杀害。
4月3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叶剑英，向顾祝同提出严令“二马”不得残害西路军被俘人员，对西路军余部不得再行追击。
4月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及所部在肃州以南祁连山中，致电中央，报告情况并建议中央实施营救。
4月7日军委主席团指示西路军工委：“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
4月16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850余人，经过31天的艰苦行程，从安西东南走出祁连山到达石包城。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行进。
4月22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进至安西蘑菇台，受到万佛峡道士郭元亨的接济资助。
4月24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攻打安西城，因敌情变化，攻城未克且战且退，又遭敌包围。
4月26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突围向西，与追敌在白墩子激战后，继续西进。在红柳园又被敌包围，几经拼杀突围后直奔星星峡。
4月27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经过47天艰苦跋涉，行程1500多里，所剩420余人终于进抵甘新交界地--星星峡，随后张荣支队的10多人也抵达星星峡。是月底周恩来通过回族爱国人士马德涵先生做国民党青海省前主席马麟的工作，让其以叔侄关系制止“二马”对被俘红军人员的杀害。
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到星星峡迎接慰问西路军指战员。
5月4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休整几天后，从星星峡乘车赴迪化(今乌鲁木齐)。
5月7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队抵迪化后组成“新兵营”。是月中旬周恩来再派张文彬以中共党代表身份，到兰州探望慰问被关押西路军被俘人员，并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就遣返西路军人员问题进行交涉。是月下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西宁英勇就义。
6月初被关押在兰州的1300多名红军被俘人员，在押往西安途经平凉时，被援西军营救。
6月上旬被俘后编入甘州敌营中的西路军人员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秘密成立张掖地下党支部。开展对敌斗争。后与王定国、武杰等20多名同志取得了联系。
7月在新疆的420余名西路军人员分编4个大队学习汽车、坦克驾驶及炮兵、无线电、航空、兽医等技术和文化知识。同月关押在甘州监狱的刘瑞龙、魏传统等8名西路军干部成立狱中秘密党支部，坚持斗争。
8月1日谢觉哉、彭加伦等在兰州五泉山与民主爱国人士高金城会晤，磋商去河西营救被俘、失散的西路军人员问题。
8月8日高金城以“甘肃省甘、凉、肃抗敌(日)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到达张掖并重开福音堂医院，接收被俘红军伤病员住院治疗，开展营救工作。通过高金城大量积极工作，先后营救出200余名西路军失散、伤病人员回到党的怀抱。高金城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恐慌。1938年2月，高金城被敌韩起功秘密杀害。
8月18日刘德胜从甘州到兰州，找到谢觉哉同志汇报情况。
8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兰“八办”)在兰州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根据中央指示，开展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
9月22日西路军被俘干部刘瑞龙、魏传统、徐明山等10多人被党营救回到兰“八办”。
9月25日“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到兰“八办”，后回延安。是月1500名被俘红军战士被“二马”送往西安顶替青海省壮丁，途中由西安“八办”营救回延安。
11月初由被俘红军组成的敌骑五师补充旅一个团1000多人，押送到西安后，被西安“八办”营救回到延安。
11月23日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经肃南当地牧民营救，到达兰“八办”后转赴延安。
是月下旬“中共甘州中心县委”成员李天义与新发展的几名党员离开张掖到兰“八办”，后回延安。
12月14日西路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明、曾传六等离开迪化去延安。其他人员除留少数继续学习外，大部分于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其二，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
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案的，应当首推陈云，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在1980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1、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2、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3、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造成红军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党中央和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根据敌我双方情况，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会师后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党中央和军委即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要求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进至靖远、中卫地段，迅速造船，完成渡河准备，其余部队在西兰通道以北抵御南敌进攻。“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三十二军、四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为统一作战指挥，中央决定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军委部署，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
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的部署，红四方面军决定由三十军担任渡河先遣军的任务，并负责造船。10月中旬，三十军开到靖远距黄河约60公里的大芦镇赶造船只，准备渡河事宜。为支援四方面军造船，中央特别命令一方面军火速搜集造船材料、聘请工匠，送往三十军驻地，以加快造船速度。
这时，国民党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的两个师及关麟征第二十五师、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已结集陇西、天水一线。10月21日，敌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迫令东北军、西北军参加对红军的进攻。红军第四军、五军、三十一军等部，于界石铺、通渭、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等地顽强抗击北进之敌。敌人以优势兵力于22日攻占华家岭，23日进占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红五军在华家岭大墩梁、会宁城阻击战中伤亡800余人。
敌人节节逼近，渡河刻不容缓。这时三十军已造船10余只，加上搜集到当地的两只大船，有了渡河的条件。10月22日，徐、陈电告朱、张并报军委：三十军于23日渡河。23日，朱、张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当晚，三十军在靖远南营房滩偷渡黄河，遇浅滩未能成功。24日，朱德、张国焘到打拉池同彭德怀会面，共同商量战役计划具体方案。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张商量：“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
10月24日晚，三十军在靖远南六七公里处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渡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敌马步青骑五师黄河西岸防线，渡河成功，全军上下群情振奋。25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于打拉池致电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此时，战局迅速发生变化。10月25日，毛、周电示朱、张、彭及贺、任、徐、陈：“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提出：(1)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头卢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即阿拉善左旗）。(2)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及二方面军主力对付南敌，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可停止南敌。(3)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4)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前进后，第九军从中卫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26日1时半，毛、周电示朱、张、彭：“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乙、等二三日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⑥]这样，九军继三十军后渡河，徐向前、陈昌浩率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随同过河。
为迅速取得定远营，10月28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军委，提出红三十一军在三十军、九军后渡河。29日，军委回电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此时，胡宗南先头部队已进至硝河城地区，正向海原、打拉池逼近，敌关麟征师也向北突进至靖远附近。为阻止南敌北进，彭德怀提出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建议三十一军留河东作战。30日，军委同意彭德怀建议，电令三十一军暂不过河。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又向海原阻敌。在靖远河边警戒和守渡口的红五军，已无法向打拉池靠拢，朱德、张国焘遂命令该军于30日随船过河。31日，关麟征二十五师已占领靖远，并封闭渡口。至此，河东、河西红军被分割。河东红军由打拉池向东转移，河西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按照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指示北进，准备策应红一方面军主力从黄河下游的金积、灵武地区渡河，以便两军合力钳击宁夏。
北进一条山红军过河后，面临的敌人是长期盘踞在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的国民党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马步青为骑兵第五师师长，占据河西的景泰、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等县，师部驻武威。骑五师辖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另有手枪、炮兵、工兵各一个团和一个辎重营。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〇〇师师长，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及直属手枪、炮兵等团，另有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的两个骑兵旅。所占地盘除青海外，还有甘肃河西的张掖、酒泉及嘉峪关内外地区，势力范围比马步青大。“二马”有正规军3万多人，加上青海和河西反动民团近9万人，敌人共计兵力达12万人。
过河红军共计兵力21800余人，其中非战斗人员约占半数。战斗部队中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枪，子弹也不充足。但是，河西红军为了执行党中央与军委的战略计划，决心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
河西红军按照党中央夺取宁夏的部署，北进一条山，控制五佛寺渡口。10月27日至28日凌晨，红三十军在靖远县吴家川，景泰县尾泉、脑泉等地，连续击溃守敌骑五师韩起禄旅、马禄旅，随后北进一条山，向逃到此处的敌马进昌团展开进攻，将该敌围困在一个堡子里。31日，红三十军占领一条山大部分村寨。当晚，军长程世才率八十八师两个团，出击一条山以北约40里地的五佛寺，击溃守敌骑五师祁明山旅一部及韩起禄骑兵旅一部，控制了通往宁夏中卫县的五佛寺黄河渡口，待机策应红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渡河。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攻打骑五师河防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景泰县城大芦塘(今芦阳镇)，未克，遂于黎明前撤回一条山阵地。
11月1日，红九军进占一条山以南的锁罕堡(今兴泉)和大拉牌(今大安)一线，将逃往锁罕堡的马禄旅600余人包围。红五军防守三角城渡口，掩护后方。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进驻赵家水。
敌人被红军分割包围，敌河防前线总指挥、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如坐针毡，接连向马步青急电求援。马步青一面要马廷祥与红军“虚与讲和”，拖延时间；一面急电青海马步芳，请求派兵增援。
马步芳盘踞甘、青，屯兵青海，野心勃勃。早在红军进入甘南时，就受蒋介石旨意，派部属到临潭等地拦截、阻击。红军过河后，他看到红军军锋所指是他盘踞多年的河西走廊，为保全其统治地盘，决定全力配合马步青对红军反扑。恰在这时，蒋介石又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和骑五师。马步芳立即派出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及西宁鲁沙尔、湟源等县民团1万余人，星夜兼程，驰援一条山。
11月2日，马步芳援兵到达景泰县寺儿滩。为夺回一条山、解救被围之敌，马元海立即与马廷祥残部合兵一处，当日就向一条山红军阵地反扑。遭到红三十军沉重打击后，退到一条山北面一公里外的小沙河。初战失利，马元海调整部署，次日集中马步銮团、马忠义团、马彪旅以及湟源等县民团，分左中右三路，向一条山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顿时，一条山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守一条山的红军只有八十八师的一个团和八十九师的两个团，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的指挥下，红军战士以一当十，连续击退敌人6次冲锋，再次给敌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被围于锁罕堡的马禄旅600余人见情势危险，惧怕被歼，在红九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争取下，表示愿意接受抗日主张，交出部分粮食撤回凉州，红军遂对其解除包围。
11月4日，青海援兵马步芳部马全义团及民和、乐都、互助三县民团和马步青部马呈祥团共5000余人，经景泰沙河井，向大拉牌一带的红九军阵地进攻。激战7小时，红二十七师将其全部击溃。九军乘胜追击，于5日占领镇虏堡(今正路乡)。
一条山战斗是红军过河后同马家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较量，结果以敌人失败而告终，敌副总指挥马廷祥在督战中被红军击毙。
一条山地区紧靠塞外沙漠，人烟稀少，粮缺水咸，不利于红军大军久驻，加之河东红军正集中力量御敌，暂时无法渡河等情况，11月2日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向红军总部并军委请示行动方针。当日，军委复电徐、陈：“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3日，又电令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②11月5日，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指示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
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③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11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准备西进控制平番(今永登)、大靖、古浪、凉州地区，先解决部队吃粮问题，再伺机策应河东红军。陈旧定论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
争论突破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20世纪80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
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
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当时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有关业务部门，希望在其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该部门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史学观点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先念组织人员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新旧观点的激烈交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80年代，原有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来看，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一时期的论文和著述还比较少见。
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数同志的几篇文章，或就西路军军史中的争论问题提出见解，或对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注释进行质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影响极为有限；整个80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定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
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前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1991年7月8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来自李先念的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反映西路军悲壮历程的史学、文学和影视作品不断问世，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其一，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１９９１年６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１０月到达甘肃会宁。１０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１１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包括张本人）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４个月，歼敌２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失败。"
其二，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在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徐向前是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对西路军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是徐向前诞辰１００周年，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１９８３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也是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的公正的评价。
其三，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７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在胡乔木、胡绳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经过十年砥砺写成的一部有很大影响、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但是这样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当年却因为西路军问题而在出版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这曾受到过李先念的批评。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在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基础之上编修而成的。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半年中，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根本利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以昂扬的斗志，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慨，用血肉之躯，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与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10万多正规军及民团作战百余次，以三分之一的牺牲、五分之二被俘并有一半被残杀、近五分之一失散的沉重代价，歼敌2.5万余人，牵制了甘、宁两省黄河岸边的十几万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后期在饥寒交迫、血与火交织的危机情况下，以群众利益为先，使人民军队的优良品质和革命本色在逆境中得到砺炼与升华。
不幸被俘的指战员们，以坚定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念，不屈从于敌人的威胁和利诱，坚韧抗争，保持了对党的忠贞气节，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毛泽东称赞西路军是“英勇的、顽强的！”同时，西路军在河西战斗和停留过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惩恶济穷，均田助贫，播撒火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路军2万多名指战员都是从土地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的战斗中冲杀出来的优秀儿女，他们为实现党的战略目的竭尽了全力，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业绩，在中国革命史上将千古留传、永不磨灭。朱德——“这件事很重要，这些同志（指幸存下来的西路军战士）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以上指挥员就牺牲了不少。对牺牲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
陈云——“西路军过河是中共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邓小平——“把西路军问题搞清”。“赞成这个说明（《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胡耀邦——“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体贴他们，同时要号召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江泽民——“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洪学智——“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胡乔木——“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对待西路军西渡黄河这一重要史实的原则意见，也同意胡绳同志信中的负责态度。”军级干部
（14人）
1、李特1902年生、威海信息港www.weihai7.com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安徽霍邱县人、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1938年春，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牺牲。
2、郑义斋1901年生、河南许昌县人、曾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1937年3月，在康龙寺以南石窝战斗中牺牲。3、董振堂1895年生、河北新县人、曾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西路军五军军长、1937年1月，在高台战斗中牺牲。
4、黄超1901年生、贵州人，曾任川陕苏维埃政府和军委秘书长、西路军五军政治委员、西路军工委委员，1938年春，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牺牲
5、孙玉清1910年生、湖北红安县人，曾任红四方面31军、9军军长、西路军9军、5军军长，1937年3月，在酒泉南山作战被俘，后于青海西宁英勇就义。
6、陈海松1910年生、河南罗山县人，曾任红四方面9军政治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9军政治委员，1937年3月，在临泽县梨园口作战时牺牲。
7、杨克明1905年生、四川涪陵县人，曾任红四方面33军政治委员、红5军政治部主任、西路军5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在高台战斗中牺牲。
8、曾日三1905年生、湖南宜章县人，曾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红5军代政治委员、西路军9军、30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4月、在张掖被俘牺牲。
9、陈伯稚1909年生、湖北红安县人，曾任红四方面军9军参谋长、西路军9军参谋长，1936年11月，在古浪县作战时牺牲。
10、吴永康1900年生、广西兴业县人，曾任中共川陕省委秘书长、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西路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37年3月，在祁连山作战时牺牲。
11、熊厚发1914年生、河南罗山县人，曾任红四方面33军88师师长，西路军33军副军长兼88师师长，1937年3月，在祁连山作战中负重伤被俘，后就义于青海西宁。
12、李屏仁1908年生、江西武宁县人，曾任红四方面军5军参谋长、西路军5军参谋长，1936年11月，在山丹县作战时负重伤，不久壮烈牺牲。
13、李彩云1908年生、甘肃武威人，曾任中共大金省委军事部长、大金省军区司令员、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1937年3月，于河西走廊作战时牺牲。
14、杨焕章西路军5军参谋长，在甘肃临泽县战斗中牺牲
师级干部
（50名）1、刘培基甘肃人、西路军红9军27师参谋长，1936年11月，在古浪县干柴洼作战中牺牲。
2、王海清1911年生、湖北红安县人，西路军红9军25师师长，1936年11月，在古浪县作战中牺牲。
3、易汉文1908年生、河南罗山县人，西路军红9军27师政治委员，1936年11月，在古浪县作战中牺牲。
4、李德明1915年生、河南光山县人，西路军红9军27师政治委员，1936年11月，在古浪县作战牺牲。
5、刘理运1906年生、湖北红安县人，西路军红9军26、27师师长，1936年12月，在永昌县二十里铺战斗中牺牲。
6、任炳煌1906年生、湖南湘乡县人，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西路军总政治部剧团导演，1936年12月，在永昌县二十里铺战斗中牺牲。
7、余趾林1906年生、江西人，西路军红9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6年底，于河西走廊作战时牺牲。
8、陈增连1908年生、河南光山县人，西路军红30军参谋主任，1936年12月，在甘肃张掖战斗中牺牲。
9、姜振海1900年生、湖北黄冈县人，西路军红9军27师参谋长，1936年12月，在甘肃张掖战斗中牺牲。
10、廖赤见（女）1915年生、河南商城县人，曾任少共川陕省委青妇部长、少共省委常委、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1936年12月，在永昌县二十里铺战斗中牺牲。
11、蔡仁年1909年生、湖北红安县人，西路军红30军政治部党委书记、组织部副部长，1936年冬、在武威四十里铺战斗中牺牲。
12、高德财1912年生、河南新县人，西路军红9军供给部长，1936年底，于河西走廊作战时牺牲。
13、黄绍余1908年生、四川苍溪县人，曾任中共川陕省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长，西路军政治部科长，1936年底，于河西走廊作战时牺牲。
14、姜焕绚西路军红9军敌工部部长，1936年11月，在永昌县战斗中牺牲。
15、潘友清湖北麻城县人，西路军红9军27师副师长兼81团团长，1936年冬，于河西走廊作战时牺牲。
16、李连祥河南洛阳人，西路军红5军13师师长，1936年12月，在山丹隘门滩（一说在高台）战斗中牺牲。
17、刘培基1911年生、四川人，西路军红5军13师参谋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18、张子英1901年生、山东临清县人，西路军红33军88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19、梁旷生湖南人，西路军红5军保卫局局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20、盛梦吾湖南人，西路军红5军地方工作部部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21、彭德轩湖南醴陵县人，西路军红5军13师参谋长，骑兵师参谋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22、傅长寿1905年生、湖南平江县人，西路军红5军供给部部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23、叶崇本湖北人，西路军红5军13师师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24、朱金畅1913年生、湖北大悟县人，西路军红5军13师政治委员，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25、何志余安徽六安县人，曾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西路军独立师政治委员，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26、陈春甫西路军红5军卫生部部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27、袁福成1907年生、河南济源县人，西路军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28、董俊彦河南人，西路军骑兵师师长，1937年1月驰援高台县途中作战牺牲。
29、秦道贤1912年生、湖北红安县人，曾任红4军10师政治部主任，西路军骑兵师政治委员，1937年1月驰援高台县途中作战牺牲。
30、李庆雍1913年生、湖北麻城县人，曾任红30军90师政治部主任，西路军骑兵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驰援高台县途中作战牺牲。
31、王透云南大理人，西路军红9军政治部宣传部长，1937年2月，在临泽县倪家营子作战中牺牲。
32、吴富莲（女）191年生、福建上杭县人，曾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治委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作战负伤被俘后牺牲。
33、李有庆1907年生、湖北红安县人，西路军教导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3月，在临泽县梨园口作战时牺牲。
34、张文德1901年生、河南罗山县人，西路军红30军89师政治委员，1937年3月，在临泽县作战中牺牲。
35、张光寿1899年生、湖北红安县人，曾任红4军11师党委书记、西路军红30军政治部党委书记，1936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36、张卿云1910年生、河北曲周县人，西路军红30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88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3月，在康龙寺以南石窝子战斗中牺牲。
37、陈家柱1911年生、河南罗山县人，西路军红9军27师师长，1937年3月，在临泽县南柳沟作战时牺牲。
38、杨朝礼河南商城县人，曾任红31军92师政治委员、西路军红9军27、25师政治委员，1937年3月，在临泽县梨园口作战时牺牲。
39、邵烈坤1901年生、安徽六安县人，西路军红30军89师师长，在临泽县梨园口战斗时被俘，不久牺牲。
40、俞荣华1909年生、湖南平江县人，西路军红30军政治部宣传部长，1937年3月，在康龙寺以南石窝子战斗中牺牲。
41、陈佟矩1908年生、河南商城县人，西路军红9军29师政治委员，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42、黄思彦1911年生、河南洛阳县人，西路军红9军政治部宣传部长，1937年3月，在临泽县梨园口作战时牺牲。
43、马有明甘肃人、回族，西路军回民支队副司令员，1937年3月，在临泽县梨园口作战时牺牲。
44、李春霖广东汕头人，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西路军政治部秘书长，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45、袁光焰1899年生、湖北红安县人，曾任4军11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46、傅兰荪西路军红5军供给部部长，在康龙寺战斗中牺牲。
47、年鸿才西路军红5军15师参谋长，作战时被俘，于青海西宁就义。
48、刘静生西路军总部某局局长，于河西走廊作战被俘后牺牲。
49、刘雄武云南宣威人，西路军红30军89师参谋长，1937年4月，于安西县红柳园作战中牺牲。
50、陈智才湖南人，西路军红30军89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4月，于安西县红柳园作战中牺牲。
团级干部
（94名）
1、姜启华陕西华阴县人，曾任红9军团团政治委员、西路军总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6年11月，在古浪县战斗中负重伤牺牲。
2、张达善西路军红9军25师73团团长，1936年11月，于古浪县横梁山作战时牺牲。
3、王少清1913年生、湖北红安县人，曾任红4军11师32团政治委员、西路军红9军司令部二科科长，1936年11月，于古浪县作战时牺牲。
4、何存志湖北黄陂县人，西路军红5军作战科科长，1936年11月，于古浪县作战时牺牲。5、李三金1912年生、河南罗山县人，西路军红9军特务团政治委员，1936年11月，于古浪县作战时牺牲。
6、黄高宏1913年生、湖北红安县人，西路军红9军骑兵团团长，1936年11月，于古浪县作战时牺牲。
7、伏得凤江西人，西路军红5军卫生部科长，1936年12月，于武威被俘后牺牲。
8、易云均四川达县人，曾任红西路军政治部文工团政治委员。1936年12月，于永昌二十里铺作战时牺牲。
9、周汝功河南潢川人，曾任红西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1936年12月，于永昌二十里铺东寨城作战时牺牲。
10、汪贤臣四川宣汉人。西路军政治部文工团副队长，1936年12月，于永昌二十里铺东寨城作战时牺牲。
11、周畅昌安徽金寨人。曾任红五军39团政治委员（？），1936年12月，于山丹溢门滩作战时牺牲。
12、张荣福1908年生、河南光山人，曾任红9军75团政治委员。1937年2月，于张掖作战中牺牲。
13、陈桂江西人。曾在红五军任总支书记。1936年冬，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14、张迪河南舞阳人。曾任红五军补充团政治委员。1936年冬，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15、钟行忠1912年生、湖北红安人，曾任红30军88师263团政治委员。1936年冬，于河西走廊作战牺牲。
16、张易元1902年生、河南商城人，曾任红9军教导师供给部政治委员，1936年冬，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17、张金朝湖北麻城县人，曾任独立第1师2团政治委员，后调西路军政治部工作。1936年冬，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18、罗文进四川阆中人。曾在红33军任团长。1936年冬，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19、陈立文湖北人，曾先后在红9军25师75团任政治处主任、团长。1936年冬，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20、查炎林湖北广济人，曾任红9军25师75团经理处主任。1936年冬，于河西走廊作战时牺牲。
21、徐其坤1911年生、河南商城县人，曾任红30军265团政治处主任。1936冬，于河西走廊作战时牺牲。
22、郭醉北河南人，曾任红5军供给部军需科长。1936年冬，于河西走廊作战时牺牲。
23、余信会西路军少年先锋团参谋长。1936年12月，在永昌县作战中牺牲。
24、冯有灿1909年生、湖北大悟人，西路军30军89师团政治委员。1937年1月，在临泽县倪家营子战斗中牺牲。
25、刘士清1916年生、江西人，西路军红5军电台队长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在高台战斗中牺牲。
26、肖永继1913年生、河南光山人，西路军红9军27师81团团长，1937年1月，在永昌县战斗中牺牲。
27、张玉清1907年生、安徽六安人，曾任川陕苏区赤江县保卫局局长。1937年1月，在张掖作战中牺牲。
28、张静波四川人，西路军99师295团参谋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29、罗福祥西路军红5军45团政治处主任。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30、张金雄1912年生、福建人，红五军14师45团政治委员。1937年1月，在高台县战斗中牺牲。
31、徐志贞河北人，红五军特务团团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作战中牺牲。32、任天贵河南人，红五军39团团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作战中牺牲。
33、吴岱朝红5军39团团长，1937年1月，在高台县作战中牺牲。
34、居德仕1911年生、河南光山人，红30军89师269政治委员。1937年1月，在临泽县倪家营子战斗中牺牲。
35、赵承忠四川达县人，红33军97师291团党委书记。1937年1月，在高台战斗中牺牲。
36、葛海仙1916年生、安徽金寨人，西路军某团政治处主任。1937年1月，在高台作战中牺牲。
37、葛忠仁1911年生、江苏镇江人，红5军保卫局侦察科科长，1937年1月，在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38、方忠加湖北红安人。曾任红30军88师265团政治处主任。1937年2月，于临泽倪家营子战斗中牺牲。
39、冯伦奎1909年生、河南商城人，红30军89师269团、267团政治处主任。1937年2月，于临泽县倪家营子战斗中牺牲。
40、刘建伦西路军少年先锋团政治委员。1937年春，于临泽县倪家营子作战牺牲。
41、徐广梓1912年生、湖北麻城人，红30军89师269团团长。1937年2月，于临泽倪家营子战斗中牺牲。
42、黄述生1911年生、湖北孝感人，红30军88师262团副团长、军部参谋处四科科长。1937年2月，于临泽县倪家营子战斗中牺牲。43、肖永刚湖北人。曾任鄂豫皖苏区银行科长、西路军供给部出纳科科长。1937年春，于临泽县倪家营子作战时牺牲。
44、叶永松1898年生、河南商城人，红30军88师供给部长、政治委员。1937年3月，于临泽县作战牺牲。
45、孙汉言1908年生、河南罗山人，红9军25师73团团长。1937年3月，于临泽县作战牺牲。
46、汪如意1908年生、湖北红安人，红30军供给部被服科科长。1937年3月，于临泽县梨园口作战牺牲。
47、汪光恩1915年生河南商城人，红30军供给部军械科科长。1937年3月，于临泽县梨园口作战牺牲。
48、汪乃荣1912年生、河南商城人，曾任红30军88师263团政治处主任、30军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1937年3月，于临泽县作战牺牲。
49、吕杰1911年生、甘肃人，红9军25师75团参谋长。1937年3月，于临泽县梨园口作战牺牲。
50、阮成怀1913年生、河南罗山人，红30军供给部出纳科科长。1937年3月，于临泽县梨园口作战时牺牲。
51、万汉江安徽霍山人，红5军43团团长。1937年3月，于临泽县倪家营子作战中牺牲。
52、陈世道湖北红安县人，西路军总部教导团团长。1937年3月，于临泽县倪家营子作战中牺牲。
53、邹丰明1911年生、湖北红安人，红30军88师265团团长。1937年3月，于临泽梨园口（一说倪家营子）战斗中牺牲。
54、周洪坤1933年任红30军88师265团团长。1937年3月，于临泽梨园口作
战牺牲。
55、周明松湖北红安人，1907年生，曾任30军90师269团政治委员、30军参谋处三科科长。1937年3月，于临泽东柳沟战斗牺牲。
56、陈宝青（女）湖北红安人。曾任红4军师医务主任、医院院长。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牺牲。
57、余登钱（勤）1898年生、湖北孝感人，红31军93师277团政治委员，后调西路军总部保卫局工作。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牺牲。
58、杨业华1913年生、湖北麻城人，红9军25师74团团长、9军特务团团长。1937年3月，于临泽县梨园口作战牺牲。
59、黄英祥1911年生、红30军88师265团政治委员。1937年3月，于临泽县梨园口战斗中牺牲。
60、徐其新1909年生、安徽金寨人，红30军医院院长。1937年3月，于临泽县梨园口战斗中牺牲。
61、王子刚湖北麻城人。曾任西路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某团政治处主任，1937年3月，于临泽县梨园口作战中牺牲。
62、李春生湖北红安人，曾任红西路军某团政治处主任。1937年3月，于临泽梨园口作战中牺牲。
63、程金荣湖北红安人。西路军某团政治处主任，1937年3月，于临泽梨园口作战中牺牲。
64、潘传品1903年生河南光山人，红30军89师269团团长、267团团长。1937年3月，于康龙寺以南石窝战斗中牺牲。
65、熊发庆安徽六安人。红30军88师263团团长。1937年3月，于石窝山作战牺牲。
66、张明伦1918年生、湖北麻城人，红30军89师267团团长。1937年3月，于康龙寺作战时牺牲。
67、孙英武河南人，西路军总部三局科长。1937年3月，于康龙寺作战中牺牲。
68、黄建中红30军88师264团副团长。1937年3月，于康龙寺作战时牺牲。
69、肖德新四川营山人。曾任红9军某团团长。1937年3月，于康龙寺作战时牺牲。
70、王治福1906年生四川达县人。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川陕省土地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于酒泉南山作战牺牲。
71、边沿钻河南邓县人，红5军司令部管理科科长。1937年春，于张掖被俘牺牲。
72、方忠舜1906年生、河南新县人，曾在西路军任团政治委员。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时牺牲。
73、汪禹宗1914年生、河南新县人，曾在西路军任团长。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牺牲。
74、何延振湖北红安县人。西路军总供给部总务科副科长。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牺牲。
75、杨荣华湖北红安县人，西路军9军25师75团团长，1937春，于张掖作战时牺牲。
76、朱显桃1912年生、安徽霍丘县人，红30军任团长。1937年4月，于安西县战斗中牺牲。
77、江求浩安徽六安县人，红30军89师267团政治处主任。1937年4月，于河西走廊作战时牺牲。
78、钟立彬江西高安县人。红五军团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3师37团政治处主任、88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7年4月，于安西县战斗中牺牲。
79、鲁嘉焱1911年生、湖北红安县人，红30军89师267团政治处主任、88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7年4月，于安西县战斗中牺牲。
80、许世明1906年生、河南光山县人，西路军团长。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81、吴有卿1904年生、湖北红安县人，西路军任团长。1937年春，于河走廊作战中牺牲。
82、邹功凯湖北红安县人，曾任川陕省保卫局招待科科长，1936年在西路军中任团政治委员。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83、徐梦书1912年生、湖北罗田县人，红30军90师268团政治委员。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中牺牲。
84、浚乐国1909年生、湖北麻城县人，红30军交通大队队长，1937年春，于河西走廊作战中不幸被俘，后于青海西宁就义。
85、张福山曾任西路军骑兵师团长，于河西走廊作战中不幸被俘，后于青海西宁被敌杀害。
86、詹焰清河南光山县人，西路军总政治部文印科副科长，1937年3月，于肃南作战时牺牲。
87、杨喜明河南人，西路军某团政治委员，1937年1月、于河西走廊作战中不幸被俘，后于青海西宁被敌杀害。
88、钟正义西路军电台台长，于安西县红柳园战斗中牺牲。
89、彭××红5军45团团长，1937年1月、在高台战斗中牺牲。
90、刘××红30军某团团长，1937年春，在张掖遭敌机扫射牺牲。
91、张××甘州中心县委民运部长，1937年春，在张掖被敌杀害。
92、李××红9军司令部二科科长，1936年11月，在古浪县作战时牺牲。
93、×××西路军某团团长，1936年冬，于永昌县十里铺桥遭轰炸时牺牲。
94、×××西路军某团团长，1937年1月，在作战中不幸被俘，与临泽县威敌堡被敌杀害。西路军的都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的
而红四方军原来都是王明，张国焘的近年来都在平反，以后会的西路军，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主力0.6万人，刀棍队七千左右，非战斗人员0.9万，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由于兵力悬殊，最后粮绝弹尽，惨遭失败，穿着单衣草鞋的西路军健儿视死如归，战死7000人，宁死不屈，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事件参与者陈云等，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张国焘回忆录提到西路军失败后，也是我的失败，为了团结，我所承担的责任，早就超过我所应当承担的---指为了打倒他，错把西路军责任推在他头上），并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西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陕甘宁同河西走廊链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策应河东主力安全，但因西路军孤军作战，没有后援，为了挽救河东的利益，最终牺牲了自我，西路军走出了113位开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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